熊 绍 君：中国迈向何处（十） ——关于强国富民的一些战略思考

总  论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既是一部栉风沐雨的奋斗史，也是一部赓续不绝的探索史。从历史深处走来，在时代浪潮中奋进，向未来征程迈进，中国的每一步前行都承载着文明的基因、人民的期盼与世界的目光。《中国迈向何处》的时代之问，本质是民族复兴的道路之问、治理之问、未来之问。答案，既镌刻在历史的年轮里，彰显于当下的实践中，更铺展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上。

“民富国强，众安道泰。”这一出自《吴越春秋》的千年古训，深刻揭示了国家兴盛与人民福祉之间的内在统一。站在“十五五”规划开局、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的历史新起点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回答一个根本性、方向性的问题：中国迈向何处?答案清晰而坚定：迈向一个国家更加强盛、人民更加富裕、社会更加和谐的灿烂未来。这要求我们必须超越单一的经济增长思维，将强国与富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系统性、战略性的思考与布局。

强国富民，是贯穿中华民族数千年兴衰史的核心命题，更是当代中国实现伟大复兴梦想的实践总纲。它既是《尚书》所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政治理想，也是近代以降无数仁人志士“振兴中华”的呐喊，更是今日中国迈向现代化新征程的战略基石。站在新的历史交汇点上，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需要以更深邃的历史智慧观照现实，以更广阔的世界眼光筹划未来。本章旨在超越短期的政策论辩，深入到文明兴替与大国治理的历史纵深中，探索一条兼具理论科学性、历史连续性与实践可行性的中国式强国富民之路。

首先，理论基石：厘清“国强”与“民富”的辩证统一关系

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首先在理论上厘清国强与民富的关系。二者并非此消彼长，而是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整体。国强是民富的根基与盾牌。历史一再证明，没有国家的独立与强大，人民的幸福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毛泽东同志曾深刻指出：“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经济腾飞，为国家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这为人民生活的持续改善、抗击风险挑战提供了根本保障。从“两弹一星”铸就安全基石，到完备工业体系支撑全球抗疫，国家实力的每一步提升，都为亿万百姓的安居乐业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与稳固的前提。

民富是国强的目的与源泉。国家强大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我们必须以“共同富裕”为最终目标。三国时期谋士钟会在《刍荛论》中早已阐明：“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非独谓府库盈、仓廪实也。”真正的国富，体现在人民的丰足上。同时，民富也是强国建设不竭的动力源泉。14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激发的消费潜力、创新活力和奋斗动力，正是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爬坡过坎的最大底气。正如管仲所言：“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一个藏富于民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内生动力强劲、发展可持续的社会。

因此，新时代的战略谋划，必须始终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国强与民富的辩证统一，既要不断夯实国家综合实力的基础，又要时刻将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其次，核心转向：从“规模经济”到“人本经济”的深刻变革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传统的以GDP规模、投资驱动为特征的“规模经济”模式，面临边际效益递减和有效需求不足的挑战。适应新阶段主要矛盾的变化，我们必须坚定推动向“人本经济”的战略转向。

所谓“人本经济”，即一切经济活动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这体现在三个维度：1，目标上，从追求效率优先转向更加注重公平。“共同富裕”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目标，通过优化初次、再次、三次分配，推动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2，模式上，从依赖“铁公机”等大型基建投资，转向“投资于人”的民生领域。财政政策将更多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生育支持等，直接减轻民众负担、释放消费潜能。3，衡量标准上，从单一GDP指标转向涵盖法治、生态、创新、营商环境的多元综合指标体系。这使得发展成果更可持续、更可感受。

这一转向，并非否定增长，而是追求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增长。它要求政策制定者具备“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将资源更多配置于关乎长远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公平的领域，真正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再次，路径探索：强国富民的四大战略支点

基于以上认识，未来推进强国富民，需着力夯实四大战略支点：

一是以科技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筑牢强国之基。国家的强大，归根结底取决于科技实力和产业竞争力。必须将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可借鉴战国时期秦国“四代强盛”直至一统的经验，其核心在于通过“奖励耕战”等制度创新，持续激活社会生产力和战斗力。今天，我们同样需要一套能够最大限度激发全民族创新智慧的制度体系。一方面，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鼓励“从0到1”的原创突破;另一方面，要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推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塑造全球竞争新优势。

二是以深化改革激发市场与社会活力，畅通富民之路。富民的核心是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这需要持续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1，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促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自主有序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2，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依法保护产权，弘扬企业家精神，让民营企业有信心、有空间去创造更多就业和财富。3，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以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等为契机，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不仅能拓展外部市场，更能以开放倒逼内部改革，提升经济整体竞争力。

三是以“投资于人”构建社会保障网，兜牢民生之底。“人本经济”要求将公共资源更多用于提升人的能力和保障人的基本需求。可借鉴美国“罗斯福新政”应对大萧条的核心经验之一，即通过兴建公共工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来稳定社会、提振内需。对中国而言，“投资于人”的重点领域包括：1，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特别是在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逐步缩小城乡、区域差距，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2，实施就业优先战略： 尤其要关注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通过发展新业态、支持灵活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可借鉴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中企业深度参与的模式)等多渠道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3，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通过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手段加大调节力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格局。

四是以文化自信与生态智慧滋养可持续发展，提升发展之境。强国富民不仅是物质层面的，也是精神与生态层面的。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1，弘扬“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如徽商“诚信为本、以义取利”的经营理念，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注重社会责任，这对于构建现代商业文明、优化营商环境具有重要启示。2，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与今天我们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理念一脉相承。必须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幸福生活的增长点。

最后，迈向一个“众安道泰”的现代化中国

回望历史，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盛世局面的出现，无不是执政者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等富民政策的结果。展望未来，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画卷，必然以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为最温暖的底色。我们所追求的，不是一个只有冰冷数字强大的国家，而是一个“民富国强，众安道泰”的活力社会;不是一个少数人独占繁荣的社会，而是一个“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的共享家园。这要求我们的所有战略、所有政策、所有行动，都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强国与富民紧密融合，将效率与公平更好统筹，将发展与安全一体考量。

正  文

以中国式现代化谱写强国富民民族复兴新篇章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处于民族复兴的关键阶段。回望历史，中华民族曾长期走在世界前列，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明;审视现实，中国用短短几十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展望未来，中国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问题不仅关乎十四亿中国人民的福祉，也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本文将从历史脉络、现实根基与未来战略三个维度，系统探讨中国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前进方向。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人类文明形态面临深刻重塑的历史关口，中国作为14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正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节点。“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三国钟会在《刍荛论》中的论断，穿越千年依然闪耀着真理光芒。强国与富民，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前者是后者的保障，后者是前者的根基。面向未来，中国唯有坚守中国特色、顺应世界潮流、立足基本国情，在战略层面实现统筹兼顾、协同推进，方能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书写强国富民的新篇章，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中华民族要行稳致远，首先必须完全准确地把握好“五维”。

一是根基之维：以共同富裕筑牢强国之基，传承民本思想的千年智慧。强国富民的本质，是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更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从《尚书》“裕民”“惠民”的古朴主张，到管仲“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治国理念;从孔子“足食为先”的施政纲领，到孟子“黎民不饥不寒”的王道理想，富民思想早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西汉文景二帝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政策，造就“太仓之粟陈陈相因，都内之钱贯朽而不可校”的盛世景象，印证了“民富则国兴”的历史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在构想未来社会时，将全体人民的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与资本主义两极分化形成鲜明区别。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在百年奋斗中书写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这一成就背后，是“精准扶贫”战略的科学实践，是“一个都不能少”的庄严承诺，更是对“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生动诠释。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14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推进共同富裕，既要立足“人口规模巨大”的基本国情，又要把握“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建议持续优化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在初次分配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让劳动者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在再分配中，完善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机制，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群体的扶持力度;在第三次分配中，弘扬慈善文化，鼓励先富带后富、先富帮后富。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实践证明，通过区域协调发展、城乡融合共进，既能让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又能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这种“富口袋”与“富脑袋”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值得在全国推广。

二是动能之维：以科技自立自强激活富民之源，把握产业变革的时代潮流。强国富民，关键在发展，核心在创新。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纵深演进的今天，科技自立自强已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更是实现高质量发展、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核心动能。历史上，英国凭借蒸汽机技术引领工业革命，实现了国力跃升;美国依托信息技术革命占据全球产业高地，维持了长期繁荣。这些案例印证了“科技强则产业强，产业强则经济强，经济强则人民富”的发展逻辑。中国共产党始终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从“两弹一星”的惊天伟业到“嫦娥探月”的深空探索，从C919大飞机的蓝天翱翔到新能源汽车的全球领跑，科技创新不断为强国富民注入强劲动力。“十四五”时期，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10年保持全球第一，2024年产量突破1300万辆，销售占比达40.9%，整车消费超过2万亿元，不仅带动了上下游产业数百万就业岗位，更让消费者享受到了绿色出行的便利。2024年，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超3.6万亿元，高新技术企业超过50万家，524家企业进入全球工业研发投入2000强，这些数据背后，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是“科技为民”理念的生动实践。面向未来，要坚持“教育筑基、科技攻关、人才赋能”三位一体协同推进，让科技创新更好惠及民生。一方面，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破解“卡脖子”难题，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高端制造等领域形成自主创新优势，像深圳光明科学城那样构建全链条创新体系，让实验室成果快速转化为产业红利;另一方面，推动科技创新与民生需求深度融合，让技术进步带来的获得感触手可及。贵州依托数据资源优势发展数字经济，让偏远地区群众通过电商平台卖出土特产;湖北聚焦北斗产业，让导航技术走进农业生产、交通运输等民生领域，这些实践都彰显了“创新为民”的价值导向。建议进一步完善科技评价体系，深化“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改革，让科技人才能够心无旁骛投身科研，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三是协调之维：以全面协调发展拓宽强国之路，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强国富民不是单一维度的发展，而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等各领域的全面进步，是区域、城乡、产业的协调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一特色决定了我国的强国富民之路必须避免西方现代化“先污染后治理”“物质富足而精神空虚”的陷阱。从历史维度看，中华文明历来强调“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重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全面发展。荀子提出“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深刻阐明了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的辩证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统筹兼顾的发展思想，从“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不断推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单位GDP能耗持续下降，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稳居世界第一，既守护了绿水青山，又培育了绿色产业，让人民群众呼吸到了更清新的空气、享受到了更优美的环境。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我国形成了“全国一盘棋”的生动实践。粤港澳大湾区利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的独特优势，实现境内外人才、资本、技术自由流动，香港的精密机器人技术在深圳实现产业化，广州的抗流感新药通过产学研联合攻关获批上市，成为区域协同发展的典范;河南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循环枢纽建设为抓手，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广阔场景，带动了中部地区经济崛起。在城乡融合发展方面，我国城镇化率从2010年的49.68%提升至2020年的63.89%，10年间每年超过1.4%的增长意味着每年有1000多万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这相当于一个中等人口规模国家的体量，通过完善城镇公共服务体系，让进城群众实现了“安居”又“乐业”。建议继续坚持系统观念，推动全面协调发展取得新突破。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方面，既要持续夯实物质基础，又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承中华文明，加强理想信念教育，让人民群众在精神上有更多寄托;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面，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让绿色成为强国富民最鲜明的底色;在区域城乡协调方面，进一步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缩小发展差距，让各地区各阶层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四是格局之维：以和平发展与开放合作提升强国之境，贡献人类文明新形态。强国富民不是关起门来搞建设，而是在开放合作中实现共赢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一鲜明特征既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殖民扩张、霸权掠夺历史，又顺应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世界潮流。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霸权主义、零和博弈没有出路，只有坚持互利共赢，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历来秉持“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理念。郑和七下西洋，率领当时世界最强大的船队，带去的是丝绸、茶叶和友好交往，而非殖民掠夺，成为世界和平交流的佳话。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共建“一带一路”，中国的发展始终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人类进步事业的进步。截至2023年，中国已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累计投资超过1万亿美元，为沿线国家创造了42万个就业岗位，让各国人民共享中国发展成果。在开放合作中实现强国富民，要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既要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又要展现大国担当，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粤港澳大湾区的“科创飞地”模式、深圳的开放创新生态，都证明了高水平开放能够促进高质量发展，能够让人民群众享受到更丰富的产品、更优质的服务、更多的发展机会。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更需要中国展现战略定力，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议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优化营商环境，让外资企业在华发展更有信心;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在全球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安全等重大议题上携手应对，既维护国家利益，又承担国际责任;深化“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让中国的发展红利更多惠及世界各国人民。同时，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开放合作中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确保强国富民之路行稳致远。

五是保障之维：以党的领导与制度优势凝聚奋进之力，锚定强国富民的正确方向。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最鲜明的特征和最突出的优势，更是实现强国富民的根本保证。百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强国富民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国的制度优势在于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实现强国富民的重要保障。从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到抗击疫情的战略成果，从重大科技工程的相继突破到重大基础设施的建成通车，都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势。这种制度优势，能够让我们在推进强国富民进程中，既坚持全国一盘棋，又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既立足当前解决突出问题，又着眼长远谋划战略布局;既坚持独立自主，又善于对外开放合作。

面向未来，我们要牢牢把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原则，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落到实处，确保强国富民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让人民群众成为强国富民的参与者、建设者、受益者;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强国富民提供更有力的制度保障;要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强国富民之路在法治轨道上稳步前行。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强国富民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是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的伟大事业。回望历史，中华民族用智慧和汗水书写了无数强国富民的壮丽篇章;立足当下，我们在党的领导下正朝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阔步前进;展望未来，只要我们坚守民本初心、坚持创新驱动、推进协调发展、秉持开放包容、发挥制度优势，就一定能够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让全体中国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第三章未来之中国：以系统布局迈向民族复兴新辉煌

——强国富民战略的深度解析与实施路径：基于历史经验与全球视角

面向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未来之中国，将沿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定前行，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引领，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生、民主、科学、外交、军事、生态等领域精准发力，实现人民富裕、国家强大、民族振兴的美好愿景。

历史长河奔流不息，时代浪潮激荡向前。从五千年文明传承中走来，从近代百年求索中奋起，从新时代十年变革中跨越，中国的强国富民之路，始终贯穿着“以史为鉴、以智兴业、以民为本、以天下为怀”的鲜明主线。强国与富民，从来不是割裂的二元命题，而是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强国是富民的保障，富民是强国的根基。站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关口，回望历史经验、审视全球格局、锚定中国实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彰显时代特征、契合世界趋势的强国富民战略体系，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也是为人类发展进步贡献中国智慧的应有之义。

一、战略之基：历史经验淬炼的强国富民核心逻辑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中国数千年的治理实践，早已凝练出强国富民的底层逻辑;近代以来的探索历程，更让这条道路的方向愈发清晰。这些历经时间检验的历史经验，构成了当代中国强国富民战略的根基。

逻辑一：大一统格局是强国富民的前提保障。纵观中国历史，“统一则兴，分裂则衰”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秦汉一统，奠定了“海内一统、法令归一”的制度框架，方能有文景之治的“太仓之粟陈陈相因”;隋唐一统，开创了“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世气象，方能有贞观之治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反之，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动荡，导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近代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更是让“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成为民生写照。历史反复证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是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根本前提。新时代维护国家统一，不仅要坚决反对分裂行径、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更要通过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缩小东中西部发展差距，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相拥，让大一统格局成为凝聚发展合力的强大纽带。

逻辑二：民本思想是强国富民的价值内核。“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一镌刻在中国治理史上的箴言，从未因时代变迁而褪色。从管仲“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主张，到唐太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告诫;从王安石“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的改革，到张居正“一条鞭法”的减负举措，历代贤明统治者都深谙“富民”是“强国”的根本之道。新时代践行民本思想，不是对传统理念的简单复刻，而是升华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脱贫攻坚战中，数百万党员干部扎根基层，黄文秀、张小娟等同志用生命践行“扶贫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的承诺;乡村振兴战略中，浙江“千万工程”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为切入点，让万千乡村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蝶变。这些实践，正是民本思想在当代的生动演绎，也印证了只有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强国之路才能走得稳、走得远。

逻辑三：创新驱动是强国富民的动力源泉。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推动了世界文明进程;北宋沈括《梦溪笔谈》记载的活字印刷、指南针应用，彰显了古人的创新智慧。近代以来，错失工业革命机遇的教训，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创新不足则国弱”。新时代的创新实践，更是将这一历史经验推向新高度。从“两弹一星”精神到载人航天精神，从“九章”量子计算到北斗全球组网，从5G技术引领到新能源汽车领跑，中国的科技创新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2023年，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突破3.3万亿元，发明专利有效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这些数据印证了一个真理：科技创新是破除发展瓶颈、实现强国富民的核心引擎。

逻辑四：开放包容是强国富民的活力密码。中华文明从来不是封闭的文明，而是在开放互鉴中不断发展壮大的文明。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让中国的丝绸、瓷器远销亚欧，也带回了西域的葡萄、苜蓿;唐代长安成为国际大都市，云集着波斯商人、日本遣唐使，胡风汉韵交融共生;明代郑和七下西洋，传播和平友谊，促进中外交流。反观明清后期的闭关锁国，直接导致了“落后就要挨打”的近代屈辱。新时代的对外开放，是更高水平的开放——“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余年来，已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合作文件，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等项目成为互利共赢的典范;进博会、服贸会、消博会等平台，让中国市场成为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历史与现实交汇，昭示着开放则兴、包容则强，只有拥抱世界，才能成就更好的中国。

二、战略之鉴：全球视野下的强国富民路径启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从全球视角审视强国富民的路径，能让我们更清晰地把握规律、规避风险，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启示一：警惕“中等收入陷阱”，筑牢共同富裕的根基。二战后，许多国家实现了经济起飞，但仅有少数国家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大部分国家陷入增长停滞、贫富分化的困境。拉美国家就是典型案例：巴西、阿根廷等国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由于贫富差距悬殊、社会矛盾激化、产业结构单一，经济长期徘徊不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韩国、新加坡等国，通过推动产业升级、缩小收入差距、完善社会保障，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近年来，我们通过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在浙江设立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扩中提低”行动，着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差距;通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迈进，增强经济发展的韧性。这些举措，正是汲取全球经验教训的主动作为，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借鉴。

启示二：规避“修昔底德陷阱”，践行和平发展的道路。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提出，新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往往会陷入冲突，这一“陷阱”成为许多国家崛起的魔咒。近代以来，英国与西班牙的战争、德国与英法的冲突，都印证了这一陷阱的存在。但中国的崛起，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历史逻辑。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方案。中国的发展，不是对他国的威胁，而是对世界的机遇——中国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是全球经济增长的“稳定器”;中国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22亿剂新冠疫苗，是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言：“中国的崛起将是和平的崛起，它将为世界带来新的希望。”

启示三：突破“科技霸权陷阱”，掌握自立自强的命脉。 科技竞争是全球竞争的核心，科技霸权成为某些国家遏制他国发展的工具。美国对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打压、对欧洲空客公司的制裁、对中国华为等企业的围堵，都是科技霸权的典型表现。这些案例警示我们：核心技术是买不来、讨不来的，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新时代的中国，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健全新型举国体制，集中力量攻克“卡脖子”技术。在芯片领域，中国企业加大研发投入，28纳米芯片实现量产，14纳米芯片取得突破;在航空发动机领域，国产大飞机C919实现商业运营，标志着中国航空工业迈入世界先进行列。这些突破，不仅保障了中国的科技安全，更让中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掌握了主动权。

启示四：摒弃“先污染后治理”老路，走好绿色发展的新路。 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历程，大多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英国伦敦的“雾都”历史、美国洛杉矶的光化学烟雾事件，都是环境污染的惨痛教训。中国深刻认识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绝不能走西方的老路。新时代的中国，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8年位居世界第一，光伏、风电装机容量均居全球首位;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运行，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长江十年禁渔、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深入实施。这些实践，不仅守护了中国的生态环境，更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贡献了中国智慧。

三、 战略之要：新时代强国富民的实施路径与关键举措

历史经验指明方向，全球视野提供借鉴，而立足中国实际的实践路径，才是实现强国富民目标的关键。新时代的强国富民战略，必须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开放合作为路径，以安全稳定为保障，构建起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实施体系。

核心路径一：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筑牢强国之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实施这一路径，要把握三个关键抓手：1，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借鉴“两弹一星”的成功经验，集中优势资源攻关芯片、光刻机、航空发动机等“卡脖子”技术。例如，通过国家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平台，整合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的创新资源，形成“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创新链条。像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那样，以举国之力推动载人航天、探月探火等重大工程，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2，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激发市场创新活力。企业是创新的主体，要落实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例如，华为公司每年将15%以上的销售收入投入研发，在5G、鸿蒙操作系统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成果;比亚迪公司坚持自主创新，掌握了新能源汽车的电池、电机、电控等核心技术，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领军企业。3，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夯实人才强国根基。人才是第一资源，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的评价体系，培养造就一大批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例如，“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一生致力于杂交水稻研究，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历时22年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为中国天文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这些人才的事迹，彰显了人才对科技创新的重要性。

核心路径二：以共同富裕引领民生改善，厚植富民之本。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实施这一路径，要聚焦三个重点领域：1，推进乡村振兴，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抓手，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例如，浙江安吉县通过发展白茶产业、乡村旅游，让农民人均纯收入突破4万元;贵州毕节通过“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建设，实现了从贫困到小康的跨越。要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让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2，优化收入分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例如，通过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保障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通过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调节过高收入;通过慈善事业、志愿服务等第三次分配，鼓励先富带动后富。要实施“扩中提低”行动，让更多普通劳动者进入中等收入群体。3，完善社会保障，筑牢民生安全底线。社会保障是民生之基，要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例如，扩大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问题;发展普惠型养老、托育服务，缓解“一老一小”的民生痛点。要让社会保障体系成为人民群众的“安全网”和“稳定器”。

核心路径三：以高水平开放促进合作共赢，拓展发展之途。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强国富民的必由之路，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施这一路径，要抓好三个关键环节：1，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要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例如，中老铁路的通车，让老挝从“陆锁国”变为“陆联国”;雅万高铁的运营，实现了印尼人民的高铁梦想。要加强与沿线国家的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让“一带一路”成为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2，扩大制度型开放，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加快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国际经贸协定。例如，通过自贸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平台，先行先试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3，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要坚持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例如，在气候变化领域，中国承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在粮食安全领域，中国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合作，帮助他们提高粮食产量;在公共卫生领域，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抗疫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核心路径四：以安全稳定保障发展大局，夯实治理之盾。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筑牢国家安全屏障，为强国富民战略保驾护航。实施这一路径，要聚焦三个重点领域：1，保障粮食安全，守住“大国粮仓”。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要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提高粮食产量和质量;要健全粮食储备体系，保障粮食供应稳定。例如，“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培育的超级杂交稻，亩产突破1000公斤，为保障粮食安全作出了巨大贡献;河南作为农业大省，扛起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为国家提供了大量商品粮。2，保障能源安全，推动能源转型。能源安全是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持“先立后破”，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要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力度，提高油气自给率;要大力发展新能源，优化能源结构;要加强能源储备体系建设，提高能源应急保障能力。3，保障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全面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要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推进平安中国建设;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四、战略之光：以历史主动精神迈向强国富民新征程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强国富民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以历史主动精神把握机遇、应对挑战，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书写新时代强国富民的新篇章。

一要坚定战略自信，锚定前进方向。中国的强国富民战略，植根于五千年文明沃土，汲取了近代百年探索经验，借鉴了全球发展有益启示，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我们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二要要保持战略定力，应对风险挑战。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环境日趋复杂，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前所未有。但越是艰险越向前，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三要要发扬奋斗精神，凝聚磅礴力量。强国富民的宏伟目标，不是等出来、喊出来的，而是干出来、拼出来的。从大禹治水的“三过家门而不入”，到愚公移山的“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从脱贫攻坚的“上下同心、尽锐出战”，到抗疫斗争的“众志成城、共克时艰”，奋斗精神始终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新时代的中国人民，要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投身强国富民的伟大实践。

四要胸怀天下情怀，贡献中国力量。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我们要始终坚持胸怀天下，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潮起东方万象新，奋楫扬帆再出发。回望历史，中华文明曾为世界贡献了灿烂的智慧;立足当下，中国正以昂扬的姿态迈向强国富民的新征程;展望未来，中华民族必将以更加雄伟的身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人民的期盼!

长河浩荡，势不可挡;征途漫漫，惟有奋斗。当历史的指针指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程，未来中国的发展图景，早已在历史传承与时代创新的交织中徐徐铺展。这不是一条简单的线性发展之路，而是一场关乎经济、科技、民生、生态、治理、文明的系统性变革;这不是一次孤立的国家崛起，而是一幅将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紧密相连的宏伟画卷。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以系统思维谋篇布局，以战略定力攻坚克难，方能在时代浪潮中锚定航向，让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下面综合历史经验、中外智慧、现实挑战与全球趋势及“十五五”规划建议，就中国强国富民战略谈几点具体思考。

第十一节 关于生态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人类文明发展史本质上是一部人与自然关系的演进史，从刀耕火种的敬畏自然，到工业文明的征服自然，再到现代社会的和谐共生，生态始终是决定国家兴衰、民族存续的根本基石。在强国富民的历史征程中，生态不仅是生存之基，更是发展之要、富民之本。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新起点，深刻阐释生态的本质内涵，科学研判我国生态保护发展现状，系统谋划生态建设的战略路径，对于开创中国特色生态发展新路、实现强国富民宏伟目标具有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

2025年，一份汇聚全球21国智慧的《全球尺度可持续发展科学监测报告》如同一份严肃的“地球体检报告”，揭示了触目惊心的现实：在监测的18项关键生态指标中，仅湿地面积一项“无净损失”，其余17项均面临严峻挑战甚至明确退步。人均耕地减少、地下水储量下降、森林覆盖萎缩、碳排放持续攀升……这些数据共同指向一个结论：工业革命以来“征服自然”的线性发展范式已逼近地球承载的极限。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在这份报告中15项指标平均贡献度达5.84%，位居全球首位，这既是对我国生态治理成效的国际肯定，也突显了在全球生态危机中大国责任的空前重量。

站在“十五五”规划开局与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我们面临的已非单纯的环境治理技术问题，而是一场关乎文明存续范式、发展哲学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刻革命。本文旨在穿透“生态保护”的表层叙事，深入其本质内涵，剖析中国生态治理的成就、深层次矛盾与时代使命，最终探索一条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强国富民根本支撑的共生型新路。

一、生态的本质内涵：超越主客二分的生命共同体

生态，从来不是人类之外的孤立存在，而是贯穿文明兴衰的核心命题。从两河流域的绿洲沦为荒漠，到玛雅文明因生态崩溃而湮灭，历史反复印证着“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铁律。进入新时代，中国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突破西方传统“主客二分”的思维桎梏，以“生命共同体”理念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范式，这不仅是对生态文明本质的深刻洞见，更是强国富民进程中必须坚守的发展根基。

人类文明演进至今，已步入一个全新的“生态纪元”。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锐减、污染蔓延等危机，警示我们不能再将自然视为征服与掠夺的客体。中国作为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既要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又要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生态保护已成为关系国家永续发展与民族复兴的核心课题。本小节旨在深入剖析生态的本质内涵，立足中国国情与世界潮流，提出一系列开创性的战略思路，为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发展新路提供参考。

一是概念的溯源：从海克尔的“家”到生命共同体。“生态”一词源自希腊文“oikos”，本意为“住所”或“生活所在地”，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在《普通生物形态学》中首次将其界定为“生物关系总和及周围外部世界、有机和无机生存条件的知识”。这一概念从诞生之初就蕴含着整体性与关联性的核心要义，与侧重“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概念形成本质区别——“环境”是围绕人类的“物的集合”，而“生态”是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动态系统，人在其中是与其他物种地位平等的共同体成员，而非主导者或征服者。1869年，恩斯特·海克尔将其科学化为“生态学”，定义为研究生物与其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这一概念起初囿于生物学范畴，但如思想种子般不断生长。其内涵已从“一切生物的生活状态及生物多样性”，扩展到“生物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最终升华为涵盖“人类经济活动与社会发展相互依存”的广义生命网络系统。

二是西方“主客二分”思维的局限。近代工业文明建立在“主客二分”的哲学基础之上。在这种思维中，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自然仅作为资源库与排污场存在。这种二元对立观念导致了对自然的无限索取与破坏，正如美国生态文学家蕾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中所警示的：化学农药的滥用正在使春天变得“寂静”。西方生态话语中的“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虽各有侧重，但均未彻底摆脱二元对立的框架，难以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三是中华传统智慧：“天人合一”的整体观。中国古典哲学早已提供了一种更高阶的生态世界观。《周易》强调“天地之大德曰生”，《孟子》提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体现了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宋代张载的“民胞物与”思想，更是将天地万物视为同胞手足。这种“天人合一”的整体观，为当代生态哲学奠定了深厚的文化根基。

四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当代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与自然通过“物质变换”相互依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原创性突破，明确提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这一理念“超越了西方生态话语体系中‘主客二分’‘工具理性’等思维局限，开创了人与自然关系表达的全新范式”。它在本体论上把人与自然理解为辩证统一的整体，强调“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从而“从规律的必然性角度出发，强调只有尊重自然，才能实现人类社会的发展”。

五是科学基础：生态学与系统论。现代生态学揭示，地球是一个巨大的生命支持系统。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通过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信息传递构成紧密的网络。系统论进一步表明，任何局部的破坏都可能引发全局性危机。例如，亚马逊雨林的退化不仅导致物种灭绝，还会影响全球气候模式。这些科学认知强化了“生命共同体”的现实依据。

六是生态内涵的深化：三层认知的跃迁。认知一层(器物层)：将山水林田湖草视为可分割、可利用的资源集合。这是工业文明的基础视角，其潜在逻辑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索取。认知二层(系统层)：洞察到这些要素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彼此间存在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与信息交换。我国将“环境保护部”重组为“生态环境部”，正是这一认知在治理体系上的里程碑式体现，标志着从要素管理向系统治理的跃迁。认知三层(伦理与文明层)：提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这已触及文明存续的伦理根基。它意味着承认 “地球不属于人类，而人类属于地球” 。人类从自然的“主宰者”复位为共同体中的“平等成员”，这要求建立一种超越人际伦理的 “第七伦”——即人与其他生物、与整个生态系统的伦理关系。生态文明的本质，正是建立在这种新伦理基础上的文明形态。

生态系统的多层次内涵与特征。1，核心内涵维度：(1)本体维度：一切生物(动物、植物、微生物)的生活状态与生物多样性;(2)关系维度：生物之间、生物与无机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相互影响与制约的关系;(3)系统维度：由生态关系构成的、具有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信息交换功能的整体系统;(4)文明维度：“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的伦理观与生态文明的实践形态.2,主要特征:(1)整体性：各要素紧密关联，牵一发而动全身;(2)动态平衡性：通过反馈调节维持相对稳定的状态;(3)层级性与嵌套性：大系统包含小系统，相互交织;(4)承载力有限性：系统承受干扰与提供资源的能力存在阈值.

从本质上看，生态的核心内涵体现为三重维度的统一。其一，系统整体性。生态是由生物种群、无机环境、能量流动、物质循环构成的有机整体，正如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所揭示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山川、林田、湖草、沙等要素相互嵌套、依存共生，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衡都会引发系统性连锁反应。其二，动态平衡性。生态系统通过自我调节维持着“涨落有序”的动态平衡，这种平衡不是静止的守恒，而是“在运动中保持稳定”的演化状态，比如森林生态系统通过光合作用与呼吸作用调节大气成分，湿地通过水文循环净化水质，这种动态平衡是地球生命存续的基础。其三，价值包容性。生态不仅具有支撑人类生存的工具价值，更具有自身的内在价值，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生态的价值既体现为木材、水资源等有形产品，更体现为气候调节、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无形服务，是自然价值、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厘清生态的本质内涵，关键在于打破“人与自然对立”的二元思维，树立“生命共同体”理念。从中国古代道家“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到现代生态学“系统协同”的科学理论，人类对生态的认知不断深化，最终形成共识：生态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根脉”，保护生态就是保护人类自身，改善生态就是增进民生福祉。

生态的本质，在于万物互联的整体性与共生性，这一认知既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又实现了对现代生态理论的创新发展。西方工业文明以来，“人类中心主义”将人与自然割裂为主体与客体，视自然为可无限索取的资源库，导致了全球性的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锐减等生态危机——全球每年约800万吨塑料流入海洋，近百万物种面临灭绝风险，2024年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年份，极端天气事件频发，这些数据无不警示着二元对立思维的致命缺陷。与西方不同，中华文明自古就蕴含“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春秋时期管仲提出“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强调对自然资源的适度利用;战国荀子倡导“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主张顺应自然节律;北宋程颢提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将生态伦理融入道德追求。这些思想并非简单的环境保护主张，而是将人类视为自然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形成了“民胞物与”的生命共情。现代科学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认知：生态系统中，森林涵养水源的能力直接影响农业灌溉，湿地净化水质的功能关系到饮用水安全，生物多样性的维持保障了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关系如同“唇齿相依，唇亡齿寒”。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出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正是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发展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基础上，实现了本体论层面的革命性突破，打破了“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确立了“和谐共生”的全新认知范式。从实践维度看，生态的本质体现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整体性。青海三江源作为“中华水塔”，其生态保护不仅关乎长江、黄河、澜沧江流域的水资源安全，更影响着全国的气候调节与生物多样性维持。曾经因过度放牧、乱采滥挖导致草场退化、水源减少，而通过实施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截至2024年，三江源草原综合植被盖度提升至57.4%，湿地面积增加104平方公里，藏羚羊种群数量从不足2万只恢复到7万余只，这一实践生动证明：生态系统的各个要素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任何单一要素的破坏都会引发连锁反应，只有坚持系统治理，才能守护好生命共同体的完整功能。

二、我国生态保护发展的现状、矛盾与根源及破解

生态问题，既是发展问题，也是文明问题。一个国家的生态状况，深刻反映其发展阶段、发展方式和文明程度。经过四十多年高速发展，中国的生态保护与发展正处于历史转折期：成就巨大、问题突出、矛盾复杂、任务艰巨。要打造世界一流生态、实现强国富民，必须清醒认识我国生态的现状、深刻剖析矛盾背后的根源，并以创新思维寻求系统性破解之道。

一是我国生态保护发展的现状：成就巨大，但压力依然突出。中国的生态保护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同时，生态压力依然严峻，呈现出“总体改善、局部恶化、压力叠加、任务艰巨”的复杂局面。1，成就显著：生态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1)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全国PM2.5平均浓度从2013年的72微克/立方米下降到2023年的30微克/立方米左右，降幅超过50%。全国地表水优良断面比例从2015年的66%提升到2023年的87.9%。全国森林覆盖率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8.6%提高到2023年的24.02%，森林面积和蓄积量连续保持“双增长”。(2)生态保护制度体系基本形成。建立了全球最大的生态保护红线体系，红线面积约319万平方公里。实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解决了一大批长期难以解决的生态问题。推行河湖长制、林长制，实现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3)绿色发展取得重要进展。可再生能源装机突破14亿千瓦，占全国发电总装机的51.9%，历史性超过化石能源。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8年世界第一。全国绿色贷款余额达30.08万亿元，居世界首位。这些成就，让中国成为全球生态治理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

总体成效是生态保护实现历史性跨越。从“环境恶化”到“整体好转”，过去十年，中国打响了世界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污染防治攻坚战，取得了转折性成就：1，空气质量：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平均浓度从2013年的72微克/立方米，降至2024年的29微克/立方米以下。2，水体治理：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超过90%，全国累计建成污水处理厂近1.5万座。3，绿色工程：“三北”防护林工程区森林覆盖率从20世纪70年代的约5%提升至13.84%，蒙草生态等社会资本参与治理面积达百万亩级。4，产业转型：95%以上煤电机组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生态环保产业年产值超过万亿元，成为经济增长新动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空气质量方面，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平均浓度历史性下降到29微克/立方米，重点城市重污染天数下降93%，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最快的国家;水环境质量持续提升，全国地表水优良水体比例达到87.9%，长江干流连续3年全线达到Ⅱ类水质，黄河干流首次全线达到Ⅱ类水质，黑臭水体基本消除 。生态修复成效显著，累计完成防沙治沙2.78亿亩、种草改良6亿亩，在世界上率先实现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面积“双减少”，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4.02%，人工林保存面积达13.14亿亩，森林面积和蓄积连续30多年保持“双增长”，3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 。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建立了覆盖全国的生态保护红线制度，陆域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全国陆域国土面积的30%，自然保护地面积占比达18%，《生态保护补偿条例》的出台标志着生态保护从“政策之治”迈向“法律之治” 。这些成就充分证明，我国生态保护的战略决策科学有效，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了中国样本。

二是问题依然突出：生态压力处于高位叠加期。主要深层矛盾与“三期叠加”的困境。尽管成效显著，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当前面临的核心矛盾与问题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1，资源约束与发展需求的矛盾。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以占世界9%的耕地、6%的淡水资源，养育了世界近1/5的人口，14亿多人口整体迈入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凸显。传统产业占比依然较高，钢铁、水泥、电解铝等原材料消耗量占世界一半以上，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偏低，能源消费中煤炭占比仍达半数以上，结构性污染问题突出。2，生态质量与民生期待的差距。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的基础尚不牢固，从量变到质变的拐点尚未到来。全国仍有超过1/3的城市空气质量不达标，PM2.5浓度是欧美平均水平的3倍左右;部分流域水生态系统失衡，湖泊富营养化问题依然存在;土壤污染持续累积，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偏低，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仍是突出短板。3，区域保护与利益协调的难题。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与行政区域的分割性存在天然矛盾，流域上下游、生态保护区与受益区之间的利益失衡问题突出。部分生态保护地区为守护生态屏障牺牲了发展机会，却未能获得合理补偿;跨区域污染联防联控机制不完善，存在“上游污染、下游买单”“一地保护、全域受益”的不公现象。4，全球治理与国际博弈的挑战。当前全球环境治理形势更趋复杂，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公约谈判斗争激烈，部分西方国家打“气候牌”，出台碳关税等政策试图消解我国绿色转型成果，要求我国承担超出发展阶段和能力的责任，生态环境问题政治化趋势增强，给我国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带来外部压力。生态治理进入“深水区”，一系列结构性、根源性矛盾愈发凸显，呈现“三期叠加”特征：矛盾一：高质量发展的高要求与治理能力“好不好”的矛盾。生态环保产业正经历从 “有没有”(规模扩张)到“好不好”(质量跃升) 的转型阵痛。传统环境基础设施增量空间收窄，而技术创新、新污染物治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实现等新赛道尚在培育。一些地区污水处理厂“建而不用”，暴露出投资机制、运营效能和可持续性的短板。矛盾二：系统治理的需要与部门化、碎片化行动的矛盾。生态问题具有跨介质、跨区域、跨领域的复杂性，但治理实践中条块分割、协同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例如，水污染治理可能涉及水利、环保、农业、住建多个部门，容易陷入“九龙治水”的困境，难以实现从山顶到海洋的全流域系统保护。矛盾三：生态产品的公共属性与市场价值实现难的矛盾。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稳定的气候是普惠的公共产品，但其市场价值核算难、交易难、变现难。尽管探索了生态补偿、碳交易等机制，但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仍不健全， “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尚未完全畅通。当前，我国生态环境的“底子薄、基础弱、压力大”的特点仍然没有根本改变。1，资源约束趋紧。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耕地质量总体不高，中低产田占比超过70%。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分别超过70%和40%。2，环境污染问题尚未完全解决。部分区域大气污染仍较严重，臭氧污染呈上升趋势。农业面源污染、土壤污染问题依然突出。部分流域水生态受损严重，生物多样性下降。3，生态系统脆弱性依然较高。全国水土流失面积仍达260多万平方公里。荒漠化、沙化土地面积依然较大。青藏高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等重点生态区保护压力巨大。4，绿色转型任务艰巨。产业结构仍偏“重”，高耗能行业占比偏高。能源结构仍以煤炭为主，绿色能源替代仍需时间。绿色技术、绿色产业、绿色生活方式尚未完全形成。总体来看，中国生态保护正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稍有松懈就可能出现反复。

三是我国生态保护发展的主要矛盾：结构性、深层次、复合型矛盾交织。我国生态问题的背后，是发展方式、产业结构、制度体系、文化观念等多重矛盾交织的结果。1，发展与保护的矛盾依然是主要矛盾。尽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已深入人心，但在一些地方，发展冲动与生态约束之间的矛盾仍然突出。

一些地区仍存在“重发展、轻保护”的惯性思维。一些项目存在“先上车后补票”的现象。经济下行压力下，部分企业环保投入意愿下降。这种矛盾本质上是“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冲突。2，产业结构与绿色转型的矛盾。我国产业结构偏“重”，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占比偏高，绿色转型难度大。

钢铁、水泥、化工等行业仍是主要排放源。传统产业绿色改造资金需求大、技术难度高。新兴绿色产业尚处于培育期，竞争力有待提升。这种结构性矛盾决定了绿色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3，制度供给与生态治理需求的矛盾。尽管制度体系不断完善，但仍存在一些短板。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尚未完全建立。生态补偿制度覆盖范围有限、标准偏低。部分环保法规执行不到位，存在“软执法”“弱监管”现象。制度的“供给不足”导致生态治理效能未能充分发挥。4，科技支撑与生态治理需求的矛盾。生态治理是科技密集型领域，但我国在一些关键技术上仍受制于人。高端环保装备依赖进口。生态修复技术尚不成熟，成本高、周期长。智慧生态监测系统有待完善。科技“卡脖子”问题在生态领域同样存在。5，全民生态意识与现代生态文明要求的矛盾。尽管公众环保意识显著提升，但与建设美丽中国的要求相比仍有差距。绿色生活方式尚未完全普及。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行为仍时有发生。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参差不齐。生态治理需要全民参与，但参与度仍需提高。

四是我国生态问题的根源：发展阶段、体制机制、文化观念与全球环境变化叠加。上述问题的产生，并非单一因素导致，而是发展阶段、思想观念、制度机制等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从思想根源看，部分地区仍存在“重发展、轻保护”的惯性思维，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认为“保护就是限制发展”，甚至存在“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径依赖，未能真正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从发展阶段看，我国是在“并联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生态保护，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叠加发展，不同阶段的环境问题集中显现，时空压缩、任务复合的特征显著，短期内难以彻底扭转长期积累的生态欠账。从制度机制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尚不健全，长期存在“生态产品有价值无价格、有使用无权属”的困境，生态保护的正外部性未能得到充分补偿，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有待完善。从技术支撑看，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应用仍有短板，污染治理技术、资源循环利用技术、生态修复技术的产业化水平不高，部分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导致生态保护的精准性和有效性不足。这些矛盾和问题是发展理念的惯性(重经济增长轻生态成本)、治理体系的惯性(垂直分割而非水平协同)、科技支撑的短板(原创性绿色技术不足)以及全球压力的传导(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全球公域问题的紧迫性)共同作用的结果。要破解生态矛盾，必须找准根源。我国生态问题的根源是复杂的、深层次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发展阶段的客观必然性。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压缩式发展导致环境压力在短期内集中爆发。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也曾经历严重污染，如伦敦烟雾事件、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中国的生态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但中国不能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必须走出一条跨越式、绿色化的发展道路。2，体制机制的深层次制约。一些体制机制问题导致生态保护难以形成长效机制。政绩考核曾长期“唯GDP”，导致地方政府重发展轻保护。生态资源产权不清、权责不明，导致“谁保护、谁受益”的机制不健全。环境监管存在地方保护主义，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时有发生。体制机制改革不到位，是生态问题反复出现的重要原因。3，产业结构与能源结构的刚性约束。我国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这是生态压力的根本结构性原因。工业占比偏高，服务业占比低于发达国家。煤炭在能源消费中的占比仍较高，绿色能源替代仍需时间。高耗能行业技术水平参差不齐，绿色改造难度大。这种结构性刚性，决定了生态治理必须与产业升级同步推进。4，科技水平与创新能力不足。生态治理离不开科技支撑，但我国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仍落后于发达国家。高端环保装备、核心材料依赖进口。生态修复技术成本高、效率低，难以大规模推广。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不完善，产学研协同不足。科技短板不补齐，生态治理就难以实现质的飞跃。5，文化观念与生活方式的影响。生态问题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文化问题、生活方式问题。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导致资源浪费。一些人缺乏生态意识，认为“生态保护是政府的事”。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不强，绿色生产尚未成为自觉。文化观念的转变，是生态治理的深层动力。6，全球环境变化的外部压力。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全球性问题，也对中国生态安全构成挑战。全球变暖导致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加剧洪涝、干旱等灾害。跨境污染、海洋酸化等问题影响我国生态安全。国际竞争加剧，绿色贸易壁垒不断提高。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生态治理必须与全球生态治理协同推进。

五是根源破解：系统性治理的初步探索。针对上述矛盾与根源，我国已开展一系列针对性实践并取得成效。在制度层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条例》固化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新安江模式”在全国20多个省界流域推广，长江、黄河全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逐步成型，实现了“保护者受益、使用者付费、破坏者担责”。在实践层面，宿迁宿豫区创新再生水“二元产权结构”，颁发全国首张《再生水使用权凭证》，构建“四链协同、双轨核算”模式，2024年实现再生水生态产品总价值7459万元，打通了“污水—资源—资产—资本”的转化通道。在区域协调层面，南水北调对口协作机制成效显著，京津两市累计安排协作资金约40亿元，保障了丹江口库区“一库清水永续北送”，实现了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的双赢 。这些探索为从根本上破解生态保护难题提供了宝贵经验。

破解我国生态矛盾的路径：以创新思维推动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面对复杂的生态矛盾和深层次根源，必须以创新思维、系统思维、战略思维推动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理念创新：以生态文明引领高质量发展。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导向。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只有理念创新，才能推动发展方式根本转变。2，制度创新：构建系统完备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完善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建立健全生态补偿制度、生态损害赔偿制度。深化环境监管体制改革，强化执法力度。制度创新是生态治理的根本保障。3，科技创新：以科技赋能生态治理。加强生态修复技术研发，提高治理效率。推动绿色能源技术突破，提高可再生能源比例。建设“天空地海”一体化生态监测系统。发展绿色制造、绿色材料、绿色装备。科技创新是生态治理的第一动力。4，产业创新：推动产业结构绿色升级。严控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盲目扩张。大力发展绿色农业、生态旅游、绿色制造、绿色金融。推动传统产业绿色改造，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升级是生态治理的关键路径。5，文化创新：培育全民生态意识。弘扬中华优秀生态文化，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推动绿色生活方式，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加强生态教育，从娃娃抓起。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推动绿色生产。文化创新是生态治理的深层基础。6，全球合作：参与全球生态治理。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落实“双碳”目标。加强国际生态合作，分享中国经验。

应对绿色贸易壁垒，提升绿色竞争力。全球合作是生态治理的必然要求。

我们要努力在破解矛盾中迈向生态强国。我国生态保护发展的现状，是成就与问题并存、机遇与挑战同在。生态矛盾的根源，是发展方式、体制机制、科技水平、文化观念等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要实现强国富民，必须以创新思维破解生态矛盾，以系统方法推动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只有让生态成为发展的动力、让发展成为生态的保障，中国才能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才能建设一个美丽中国，为强国富民提供坚实的生态支撑。

三、生态的战略价值：强国富民的根基所在

生态是强国之基、富民之本，其价值意义远超单纯的环境效益，深刻融入国家发展、民族复兴、民生福祉的方方面面，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生态的价值，绝非仅是优美的风景或治理的成本，而是文明存续与发展的元资本。

生态，既是维系人类生存的自然母体，也是支撑国家强盛的战略基石，更是实现人民富裕的核心密码。在全球绿色转型浪潮席卷而来、中国迈向现代化强国的关键阶段，生态的战略价值早已超越单纯的环境范畴，升维为关乎国家永续发展、民族命运传承、人民幸福安康的根本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这一重要论断揭示了生态与强国富民之间唇齿相依、共生共荣的本质联系，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对生态战略价值的全新认知与高度自觉。

首先生态是强国之基：维系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命脉。一个国家的强盛，离不开坚实的自然禀赋与可持续的生态支撑。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无论是古巴比伦因两河流域生态破坏而盛极而衰，还是古埃及依托尼罗河生态系统延续千年文明，都印证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历史铁律。在当代国际竞争格局中，生态优势已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绿色发展能力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与话语权。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比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更具基础性和战略性的安全屏障。我国幅员辽阔但生态环境脆弱，独特的地理环境加剧了地区间的不平衡，生态安全已成为制约发展的突出短板。从黄河流域的水土流失到长江经济带的生态修复，从荒漠化防治到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安全的每一道防线都直接关系到国家发展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在洱海边“立此存照”的庄严承诺，正是对生态安全战略意义的深刻诠释——只有守住生态底线，才能守住国家发展的生命线。近年来，我国建立起全球最大的生态保护红线体系，划定红线面积约319万平方公里，覆盖全国陆域面积的33.2%，为国家生态安全筑起了坚实屏障，这一实践既符合中国国情，也为全球生态安全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生态优势正在转化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新维度。在全球“双碳”目标引领下，绿色产业已成为新一轮国际竞争的焦点领域。我国凭借前瞻性的生态战略布局，在绿色产业发展中抢占先机：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8年位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设备生产规模居世界首位，2023年底全国绿色贷款余额达30.08万亿元，是2020年末的2.5倍，绿色贷款规模连续四年保持20%以上的高速增长。这些数据背后，是生态战略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是生态价值向经济竞争力的有效转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浙江安吉余村从“卖石头”到“卖风景”的转型实践，生动诠释了生态优势如何转化为发展优势，如今余村人均年收入超5万元，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达1300万元，成为生态强村的典范，也印证了生态战略对提升区域乃至国家竞争力的核心作用。

其次生态是富民之本：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生态富民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共同富裕新路径。我国农村地区生态资源富集但经济发展相对滞后，4亿多人口的世界最大规模中等收入群体对高品质生态产品有着巨大需求，这一供需格局为生态富民提供了广阔空间。生态不仅能提供清洁的空气、洁净的水源等基础性民生产品，更能通过价值转化机制，让绿水青山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聚宝盆”，实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向“一方水土富一方人”的转变。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生态富民的核心引擎。长期以来，生态产品因“度量难、交易难、变现难”，其经济价值难以充分释放。我国通过制度创新破解这一难题，在全国13个省(区、市)开展生态产品总值(GEP)试算，推动核算结果进考核、进决策、进交易，让生态产品的价值看得见、算得清、能交易。浙江丽水创新推出“生态积分”制度，将山林保护、垃圾分类等生态行为转化为可兑换的“绿色财富”，全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相关产业带动农民人均增收超3000元;福建南平打造“武夷山水”区域公用品牌，将生态优势转化为产品溢价，带动全市80%以上农户参与生态产业，户均年增收2.3万元。这些实践证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能够激活农村沉睡的生态资源，让保护生态的群众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生态产业为富民提供了可持续的就业与增收渠道。我国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全国林下经济经营和利用林地面积超过6亿亩，年均产值超过1万亿元，3400多万林农受益;建设110家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将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相结合，带动数百万群众直接或间接就业。江西抚州“赣抚农品”品牌依托当地优良生态环境，发展绿色有机农业，带动20万农户年均增收1.8万元;云南普洱通过生态茶园建设，让茶农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同时，茶叶单价提高30%以上，实现了“因茶致富、因茶兴业”。这些鲜活案例生动说明，生态产业不是“慢产业”，而是能够让群众持续受益的“富民产业”，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绿色路径。

第三生态是文明之魂：传承民族复兴的精神纽带。生态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鲜明特质，生态战略价值蕴含着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生存智慧与发展哲学。从《周易》“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到《孟子》“斧斤以时入山林”的可持续思想，从老子“道法自然”的生态理念到管仲“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的制度设计，中华民族历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这些思想智慧不仅为当代中国生态战略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也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了东方智慧。生态文化是凝聚民族精神、提升国民素养的重要载体。良好的生态环境能够滋养人的心灵，培育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生态价值追求。近年来，我国通过垃圾分类推广、绿色生活倡议等举措，让环保意识、生态意识深入人心，90后、00后成为二手商品交易主力军，闲置经济、共享经济蔚然成风，绿色生活方式已成为社会新风尚。北京门头沟区将生态保护与传统文化传承相结合，在永定河生态修复过程中挖掘古村落生态文化，让群众在参与生态保护中增强文化自信与民族认同感;浙江湖州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发源地为契机，打造生态文化品牌，让生态保护成为全民自觉行动，这种文化凝聚力正是民族复兴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生态责任是大国担当的重要体现，也是民族复兴的世界维度。面对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全球性生态危机，中国主动承担大国责任，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成功举办《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到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取得积极成果，从深入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到开展生态保护领域南南合作，中国以实际行动为全球生态治理注入动力。我国提出用全球历史上最短时间实现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通过建立跨省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全国21个省份在20个跨省流域实现协同治理，为全球流域生态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这种生态领域的大国担当，不仅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赢得了广泛的国际认同与支持。

第四是生存与健康的基石价值：清洁的空气、水和土壤是生命存续不可替代的底线。世界卫生组织估计，环境风险每年导致全球约1300万人死亡。我国大气污染治理避免了数以百万计的健康损失，其价值无法用GDP衡量。

第五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价值：生态环境约束倒逼出 “绿色新质生产力”。从光伏、风电全球领先，到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占全球比重超过60%，生态价值导向重塑了全球产业链竞争格局。生态产业本身已成为产值巨大、带动性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第六是社会和谐与文化认同的承载价值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优美的生态环境是人民幸福感最直接的来源，也是中华文明“天人合一”哲学的现实载体。浙江“千万工程”之所以赢得民心，正是因为它重塑了乡村的生态肌理与社会和谐。

第七是国家安全的战略价值：生态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水资源短缺、耕地红线、物种灭绝、气候难民等问题，直接关联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地缘政治安全。拥有强大的生态韧性，就拥有了应对不确定性未来的重要压舱石。

第八是全球治理的话语权价值：在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中，中国从参与者转向重要的贡献者与引领者。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主导或深度参与全球环境公约谈判，生态外交成为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参与塑造全球新规则的关键领域。

第九是生态战略的实践路径：在保护与发展中实现强国富民。彰显生态的战略价值，关键在于将生态理念转化为具体的制度设计与实践行动，构建起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推进、国家强盛与人民富裕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体系。要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让生态保护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要深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改革，拓宽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让生态产品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群众增收的新来源;要强化绿色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壮大节能环保、清洁能源等绿色产业，让产业“含绿量”提升发展“含金量”;要培育生态文化，推动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生态保护格局，让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成为全民自觉行动。从古代的“桑基鱼塘”生态农业模式到现代的EOD(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创新，从传统的生态智慧到当代的生态文明思想，中国始终在探索生态与发展的和谐之道。2020年以来，全国已有239个EOD项目进入生态环保金融支持项目储备库，83个项目获得金融机构支持，授信金额达2012亿元，这种“生态+产业+金融”的创新模式，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实践证明，生态不是发展的包袱，而是发展的宝贵资源;不是强国富民的选择题，而是必答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的强国富民之路必然是一条绿色发展之路。生态的战略价值，既体现在保障国家生态安全、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宏观层面，也体现在增加群众收入、改善生活品质的微观层面;既关乎当代人的幸福生活，更关乎子孙后代的永续发展。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始终把生态保护放在优先位置，就一定能筑牢强国富民的生态根基，让美丽中国成为现代化强国的鲜明底色，让人民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的生态支撑。

从强国维度看，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国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历史上，古巴比伦王国因过度砍伐森林导致水土流失、土壤沙化，最终文明衰落;楼兰古国因生态环境恶化而湮没于沙漠，这些教训警示我们，生态崩溃必然导致文明崩塌。现代社会，生态实力已成为衡量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我国作为全球生态保护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森林资源增长最多最快、人工造林面积最大、荒漠化土地“双减少”，这些成就不仅筑牢了自身发展的生态屏障，更提升了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同时，生态保护催生的绿色产业、低碳技术、循环经济，正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科技竞争制高点，为强国建设注入持久动力。

从富民维度看，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是增进人民幸福感的核心内容。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求日益增长，从“求生存”到“求生态”，从“盼温饱”到“盼环保”，生态质量已成为影响生活品质的关键因素。实践证明，生态保护与富民增收可以良性互动：浙江安吉余村放弃“开山采矿”的粗放发展模式，转而发展生态旅游、绿色农业，实现了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的转化，村民人均收入从不足千元增长到超4万元;云南洱海周边群众通过生态护湖、发展生态农业和乡村旅游，实现了“守湖有责、护湖有利、兴湖有业”。这些案例充分说明，保护生态就是保障民生，改善生态就是增加民富。

从文明维度看，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是破解工业文明困境的必然选择。工业文明带来了物质财富的极大增长，但也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环境污染等问题威胁着人类存续。我国提出的生态文明理念，传承了“天人合一”的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智慧，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与“环境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为人类文明发展指明了新方向。作为负责任大国，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提出“双碳”目标、推动《巴黎协定》实施、共建“绿色丝绸之路”，彰显了大国担当，也为强国富民营造了良好国际环境。

从安全维度看，生态安全是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水资源安全的基础保障。我国18亿亩耕地红线的坚守，离不开良好的土壤生态和水文条件;能源安全的实现，需要清洁能源替代传统化石能源，而这依赖于生态承载力的支撑;水资源安全直接关系到城乡居民生活和工农业生产，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的生态保护，本质上是保障国家水资源安全的战略举措。可以说，生态安全是底线安全，没有生态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更没有强国富民的坚实基础。

四、打造世界一流生态：强国富民的生态路径创新

打造世界一流生态，必须立足中国国情，顺应国际潮流，坚持系统思维、创新驱动，走出一条“保护优先、系统治理、创新引领、全民参与”的中国特色生态发展新路，让生态成为强国富民的强大支撑。要真正实现生态的根本性好转，必须推动一场从理念到制度、从技术到市场的系统性变革，打造世界一流的“智慧共生型”生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深刻揭示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然而，如何将这一理念转化为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系统性战略，将生态环境的潜在价值充分释放，使之成为驱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强劲引擎，是当前面临的核心课题。打造世界一流生态，绝非简单地增加绿化面积或控制污染，而是要推动一场深刻的“生态范式革命”：即从被动治理转向主动塑造，从成本中心转向价值源泉，从区域管理转向全球贡献。本小节旨在跳出传统环保框架，以创新性思维，构建一套融合理论、科技、制度与全球视野的“强国富民生态路径体系”。

如果说生态是强国富民的根基，那么打造世界一流生态，就是中国迈向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这条路，既不是简单的“保护+治理”，也不是照搬西方模式，而是一条立足中国国情、顺应全球绿色潮流、具有开拓性与前瞻性的创新之路。它要求我们以系统思维重塑发展方式，以科技创新驱动生态革命，以制度创新释放生态价值，以文化创新凝聚全民力量，最终实现生态优势向发展优势、竞争优势、民生优势的全面转化。下面，我将从战略路径、制度创新、科技赋能、产业升级、文化引领与全球合作六个维度，系统阐述如何打造世界一流生态，为强国富民提供坚实支撑。

一是战略路径创新：从“被动治理”走向“主动塑造”。世界一流生态，不是“问题倒逼”的结果，而是“战略引领”的产物。中国古代就有“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荀子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这是最早的生态保护思想。今天，我们更需要将这种理念升维为国家战略，从源头塑造生态优势。1，从“末端治理”转向“源头防控”。过去我们常说“先发展、后治理”，但世界一流生态必须反其道而行之。例如，长江十年禁渔，不是等鱼快没了才保护，而是主动恢复生态系统;北京“削峰填谷”治理PM2.5，从控煤、控车、控尘到产业转型，实现了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塑造”的转变，使PM2.5从2013年的89.5微克/立方米降至2023年的30微克/立方米以下，降幅全球罕见。2，从“部门管理”转向“系统治理”。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不能“各管一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强调系统治理。三江源国家公园整合国土、林业、环保等多部门职能，实现“一块牌子管到底”，生态修复面积超过1.2万平方公里，水源涵养量提升10%以上，这是系统治理的典范。3，从“局部试点”走向“全国一盘棋”。中国幅员辽阔，生态差异巨大，必须因地制宜。浙江“千万工程”从一个省的农村环境整治，扩展为全国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福建长汀“水土流失治理”从“火焰山”变成“花果山”，经验推广全国。未来，中国要形成东、中、西差异化的生态战略布局：东部打造绿色发展示范区，中部建设生态安全屏障，西部筑牢国家生态基底。

二是制度创新：让生态保护“有法可依、有值可显、有利可图”。世界一流生态，需要世界一流的制度体系。1，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中国已建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划定红线面积约319万平方公里，占陆域面积33.2%，这是全球最大的生态保护红线体系。同时，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制度成为“利剑”，推动解决了一大批长期难以解决的生态问题。2，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生态不仅要“保护得好”，还要“价值高”。浙江丽水全国首创GEP(生态产品总值)核算，2023年全市GEP达8624亿元，是GDP的2.4倍，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福建南平“生态银行”收储山林、竹林等生态资源，再打包推向市场，实现生态资源的资产化、资本化。3，生态补偿制度。中国建立了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例如新安江流域，安徽保护水源，浙江给予补偿，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优良，实现“双赢”。未来，要扩大补偿范围，让保护生态的地区不吃亏、能受益。二是制度创新：从“行政主导”到“多元共治”，激发内生动力。4，构建“大生态”治理架构：在中央层面强化跨部门议事协调机构的权威，推动建立流域、区域横向生态补偿与协同治理机制，破解行政区划壁垒。5，深化市场化机制：全国统一、活跃运行的碳排放权、用水权、排污权、用能权交易市场是关键。发展绿色金融，创新如“生态修复贷”、“蓝色碳汇保险”等产品，让保护生态的行为获得市场回报。6，完善社会参与体系：推广“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建立环境公益诉讼与举报奖励制度，使公众成为生态监管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三是科技创新：用科技打造“智慧生态中国”。世界一流生态，离不开世界一流的科技支撑。我们要从“传统环保”转到“智慧生态”，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1，生态修复科技。中国科学家研发的“土壤微生物修复技术”，让内蒙古库布其沙漠植被覆盖率从不足5%提升到53%，被联合国称为“全球生态治理的典范”。“人工湿地技术”在全国广泛应用，例如深圳福田红树林湿地，通过生态工程技术，使鸟类从189种增加到229种。2，绿色能源科技。中国在光伏、风电、储能等领域全球领先。2023年，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突破14亿千瓦，占全国发电总装机的51.9%，历史性超过化石能源。宁德时代研发的钠离子电池、比亚迪的刀片电池，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全球领先，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8年世界第一。3，智慧生态监测系统。中国建成“天空地海”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包括卫星遥感、无人机、地面监测站等。例如，黄河流域生态监测系统实时监测水土流失、水质变化，为治理提供科学依据。4，前沿技术攻关。设立“国家绿色技术银行”，针对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新污染物治理、生态遥感监测、低碳零碳工艺等关键领域，实施“揭榜挂帅”。5，数字生态融合：构建“空天地一体”的生态监测网络，运用数字孪生、人工智能预测模型，实现对生态系统变化的实时感知、智能预警和模拟推演，提升治理的预见性和精准性。6，产业绿色转型：在工业园区全面推行 “环保管家”和循环化改造，鼓励企业发展服务型制造和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管理。

四是产业升级：让绿色产业成为强国富民的新引擎。世界一流生态，必须与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1，绿色农业。江西抚州发展绿色有机农业，“赣抚农品”品牌带动20万农户年均增收1.8万元。云南普洱生态茶园建设让茶农收入提高30%以上。2，生态旅游。贵州荔波通过保护喀斯特地貌，发展生态旅游，全县旅游收入突破百亿元，带动大量群众脱贫致富。

浙江安吉余村从“卖石头”到“卖风景”，人均收入从不足万元增长到5万多元。3，绿色制造。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绿色制造体系，5000多家绿色工厂、1000多家绿色园区。例如，海尔智家实现“零碳工厂”，通过光伏、储能、智能能源管理，实现生产全流程碳中和。

五是文化引领：让生态文明成为全民信仰。世界一流生态，不仅是技术和制度的一流，更是文化和理念的一流。我们要从“环保宣传”到“生态公民”培育，重塑行为模式。将生态教育全面融入国民教育体系，编写贯穿中小学的生态文明读本。鼓励文艺作品创作生态主题精品，设立国家级生态文化奖项。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让“垃圾分类”、“光盘行动”、“绿色出行”从时尚变为习惯。1，弘扬中华优秀生态文化。老子说“道法自然”，孔子说“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这些思想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今天，我们要让这些理念融入现代生活，成为全民自觉。2，推动绿色生活方式。垃圾分类在全国推行，北京、上海等城市居民参与率超过90%。共享单车、新能源汽车、绿色建筑等成为新时尚。3，生态教育从娃娃抓起。全国建成数千个自然教育基地，让孩子们在自然中学习生态知识，培养生态意识。

六是全球合作：打造“全球生态治理的中国样板”。世界一流生态，需要开放合作。1，推动绿色“一带一路”。中国在沿线国家建设了大量清洁能源项目，例如在巴基斯坦建设的卡洛特水电站，每年减少碳排放约350万吨。2，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中国承诺“双碳”目标，用全球历史上最短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展现大国担当。3，分享中国生态经验。

库布其沙漠治理、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浙江“千万工程”等经验，已被联合国推广到全球。

六是理念升维：从“工程治污”到“系统修复”，确立“生态理性”。将发展目标从“污染控制”升华为 “生态系统健康与人类福祉协同提升” 。这意味着：1，评价体系变革：在传统环境质量指标外，引入生态产品总值(GEP)核算，并将其纳入地方发展综合考评，建立经济增长与生态增值的“双目标”责任制。2，空间规划统领：强化国土空间规划中“三区三线”(生态、农业、城镇空间及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的刚性约束，确保生态空间面积不减少、功能不降低、性质不改变。

七是构建“全域协同”的生态保护修复体系。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推进全域生态保护修复。一是实施“分级分类”的生态保护策略，对生态保护红线内区域实行“最严格保护”，禁止一切破坏性开发;对生态功能重要区域，重点开展生态修复和功能提升工程;对生态脆弱区域，实行“休养生息”政策，逐步恢复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二是推进重大生态工程提质增效，在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等重点区域，实施“河湖连通、森林提质、湿地修复、荒漠化治理”一体化工程，借鉴塞罕坝林场“三代人接力造林”的精神，持续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塞罕坝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漠，变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典范，累计造林112万亩，创造了生态奇迹，其经验在于坚持系统治理、久久为功。三是创新生态修复技术模式，推广“生态+科技”修复方式，利用遥感监测、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精准识别生态问题，制定个性化修复方案，提高生态修复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八是健全“价值变现”的生态产品市场化机制。破解“生态保护成本高、收益低”的难题，关键在于让生态产品“有价可估、有市可交易”。一是完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推广宿迁宿豫区“双轨核算”经验，将生态产品价值分为直接经济价值和生态服务价值，建立全国统一的核算标准和方法，定期发布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报告，为价值交易提供依据 。二是深化生态产权制度改革，扩大再生水、林权、水权等生态资源确权范围，颁发使用权凭证，明确产权归属，让生态资源成为可交易、可抵押、可增值的资产 。三是构建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在完善纵向补偿的同时，推广“新安江模式”“长江流域横向补偿模式”，建立跨区域生态保护补偿基金，通过市场化谈判、政府引导等方式，实现生态保护地区与受益地区的利益共享 。四是发展生态产业，推动生态旅游、绿色农业、生态康养等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生态+”产业链，让群众在生态保护中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

九是打造科技创新的绿色低碳发展引擎。科技创新是生态保护的核心驱动力，也是打造世界一流生态的关键支撑。1，聚焦“卡脖子”技术攻关，设立国家级生态环保科技专项，重点研发污染治理、资源循环利用、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生态修复等关键技术，突破国外技术垄断，降低生态保护成本。2，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实施“绿色制造工程”，推广清洁生产技术，提高钢铁、水泥、化工等传统产业的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构建绿色低碳产业体系。3，发展战略性绿色新兴产业，重点培育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多样性保护等产业，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绿色产业集群，让绿色产业成为强国富民的新增长极。4，建设“数字生态”管理平台，整合生态环境监测数据、自然资源数据、经济社会数据，构建全国统一的生态治理数字化平台，实现生态保护的精准化、智能化管理。

十是完善“法治保障”的生态治理制度体系。制度是生态保护的根本保障，必须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生态法治体系。1，健全生态法律法规，修订完善环境保护法、自然资源法等法律法规，细化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标准、污染物排放限值等规定，加大对生态破坏行为的处罚力度，形成“不敢破坏、不能破坏、不想破坏”的法治氛围。2，创新生态环境监管机制，建立“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信用监管、智慧监管相结合的监管体系，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将生态环境质量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实行“一票否决”。3，强化司法保障，完善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让破坏生态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实现“谁破坏、谁修复、谁赔偿”。4，加强国际法治合作，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规则制定，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应对国际生态博弈挑战。

综上，生态战略路径创新：四大支柱构建生态发展新格局。我们要超越二元对立，迈向“自然—经济—社会”三元共生。基于“三元共生”理念，我们提出四大创新战略路径，将理念转化为强国富民的具体动能。1，价值转化路径：深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让“绿水青山”有价、有偿、可交易。核心是破解“度量难、抵押难、交易难、变现难”，推动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的系统性转化。(1)量化“生态家底”：推广北京首创的 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GEP-R)核算 的“北京模式”。2024年，北京市公布可比GEP-R达3731.8亿元，并建立了GEP-R与GDP的“交换补偿”横向机制，让守护绿水青山的区县直接获得经济补偿。这为生态价值提供了科学的“定价之锚”。(2)拓展“变现渠道”：在第二轮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中，应重点探索：(3)权益交易：扩大林业碳汇、海洋蓝碳等交易规模，探索湿地碳汇、生物多样性保护信用等新交易品种。(4)产业赋能：推广北京密云的“生态认证”模式，为源自优良生态环境的农产品贴上标签，实现优质优价，使蜂农收入显著提升。(5)生态补偿：完善跨流域、跨区域的横向生态补偿，让受益者付费、保护者得益。(6)激活“沉睡资产”：借鉴北京门头沟区对废弃矿区开展 特定地域单元生态产品价值(VEP)核算 的经验，将修复后的生态空间转化为可开发经营的生态资产，引入社会资本，发展文旅、康养等产业，让村民成为“股东”，共享收益。2，科技驱动路径：发展生态领域新质生产力，以“绿色科技”重塑竞争力。世界一流生态必须由一流科技来铸造和支撑。这不仅是治理技术的升级，更是生产方式的革命。(1)关键治理技术工程化：瞄准痛点，推动实验室技术走向规模化应用。例如，针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难题，江苏宜兴通过“生物生态组合工艺”的产业化，已建成处理工程800余座，实现了环境效益与产业发展的双赢。(2)生态修复装备智能化：将高端装备制造与生态修复深度融合。中国林科院等机构联合研制的 “鲜活菌草沙障机械化装备” ，实现了从原料处理到铺设的一体化、标准化作业，效率呈几何级数提升，为“三北”工程等国家重大生态工程提供了强大的装备支撑。(3)产业过程绿色化：利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对传统高耗能产业进行全流程绿色改造。同时，前瞻布局氢能、储能、高效光伏等未来产业，从源头减少生态压力。3，制度协同路径：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共治的“生态治理共同体”。一流的生态需要一流的治理体系。必须打破“环保部门单打独斗”的旧格局，形成合力。(1)强化“规划与法治”刚性约束：将GEP增长、生态空间管控等核心指标纳入各级发展规划和政绩考核。加快生态环境领域立法修法，建立最严格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责任追究制度。(2)创新“市场与金融”激励工具：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发行生态债券，设立国家绿色产业发展基金。推行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引导金融机构建立“生态信用”评价体系，与信贷利率挂钩。(3)激发“企业与公众”内生动力：建立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推广“生态文明积分”等公众参与模式，将绿色行为转化为可兑换的激励。构建全民参与的生态环境监督举报体系。4，全球引领路径：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世界一流生态，意味着中国要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1)推广“中国技术”：将菌草技术、光伏治沙、低成本污水处理等成熟适用的绿色技术，通过南南合作等平台向世界推广。被誉为 “世界菌草技术之父” 的林占熺团队，已让菌草技术在107个国家生根发芽，成为中国生态智慧的“绿色名片”。(2)分享“中国模式”：积极在国际场合分享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的上海黄浦江案例、海岸带生态减灾协同增效的中国实践等系统性治理经验。(3)参与“全球规则”制定：在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海洋塑料污染等全球环境议程中，主动设置议题，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中国已与42个发展中国家签署54份气候南南合作文件，援建如巴布亚新几内亚低碳示范区等项目，展现了负责任大国担当。

最后，前沿展望与行动建议：迈向“智慧生态”新时代。展望未来，我们应以“智慧生态”作为集成创新方向，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的生态监测网络、智能预警平台和智慧决策系统。为此，提出以下行动建议：1，实施“国家生态资产负债表”编制工程：定期核算并公布全国及重点区域的自然资源资产与负债，为宏观决策提供“生态账本”。2，设立“国家绿色技术创新中心”：围绕减污降碳、生态修复等领域，组建跨学科、跨领域的国家级研发平台，攻克关键共性技术。3，启动“全民生态素养提升计划”：将生态文明教育全面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干部培训体系，培育绿色的生活方式、消费模式和价值观念。4，推动“全球生态合作伙伴关系”倡议：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发起重大生态保护计划，建设一批跨国生态廊道和低碳示范区。

打造世界一流生态，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达成强国富民宏伟目标的必由之路与战略基石。这条路径要求我们以 “三元共生” 理念为引领，通过 价值转化 将自然资本纳入经济循环，通过 科技驱动 重塑发展动能，通过 制度协同 保障治理效能，通过 全球引领 彰显大国责任。这是一条将中华传统生态智慧、现代科技文明与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创造性结合的道路。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创新路径走下去，不仅能让中华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更能孕育出无尽绿色财富，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不可替代的中国贡献。

我们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生态强国之路。打造世界一流生态，是一项系统工程，更是一场深刻的文明变革。它既需要制度的刚性约束，也需要科技的创新驱动，更需要全民的自觉参与。当中国的天空更蓝、河流更清、山川更绿，当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当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中国不仅能实现强国富民的宏伟目标，也将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未来之中国，必将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强国，一个让世界瞩目的美丽中国。

五、生态保护发展的关键注意事项

在推进生态保护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把握规律、坚守底线，避免走弯路、犯错误，确保生态建设行稳致远。

一是避免“重形式轻实效”的表面文章。生态保护不是“形象工程”，不能搞“一刀切”“运动式”治理，要坚决反对“虚假整改”“数字环保”等形式主义做法。比如，部分地区为应付检查临时停产限产，检查结束后立即恢复生产，这种做法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污染问题，还会损害政府公信力。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以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实际成效为衡量标准，建立长效机制，确保生态保护常态化、制度化。

二是防止“重保护轻发展”的片面思维。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不是对立关系，而是辩证统一关系，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更不能以牺牲发展为代价搞保护。部分生态脆弱地区因担心破坏生态而不敢发展任何产业，导致群众生活贫困，反而影响了生态保护的积极性。必须坚持“保护中发展、发展中保护”，找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平衡点，实现二者良性互动。

三是杜绝“重短期轻长远”的功利倾向。生态系统的修复和改善是一个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持续努力。部分地区急于求成，采取“急功近利”的修复方式，比如盲目植树造林却不考虑当地气候和土壤条件，导致树木成活率低，不仅浪费资源，还破坏了原有生态系统。必须树立“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坚持久久为功，一张蓝图绘到底，持续推进生态保护。

四是警惕“重局部轻全局”的本位主义。生态系统具有整体性，跨区域、跨流域的生态问题需要协同治理，不能只顾局部利益而忽视全局利益。部分地区为了自身发展，向相邻地区转移污染企业，或者过度开发水资源，导致跨区域生态矛盾加剧。必须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加强区域协同、流域联动，形成生态保护的合力。

五是克服“重政府轻市场”的单一依赖。生态保护需要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发力，不能仅靠政府投入。政府的职责是制定规则、加强监管、提供公共服务，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社会力量是重要补充。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激发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的参与积极性，形成多元化的生态保护格局。

同时，在推进生态工作中，必须时刻保持战略清醒，切实处理好以下核心关系：1，发展与保护的关系：绝非“要么发展，要么环保”的零和博弈，而是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的协同共生。关键是找到生态承载力范围内的最优发展路径。2，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的关系：全国“一盘棋”统筹美丽中国建设，同时针对京津冀大气污染、长江经济带生态修复、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等关键区域，打好标志性战役，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提升。

3，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的关系：尊重自然规律，坚持 “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荒则荒” ，更多采用“近自然”的修复方法，避免过度工程化造成二次破坏。4，常态治理与应急防控的关系：完善环境风险预警与应急体系，提升应对突发环境事件、外来物种入侵、气候变化极端事件的能力，守牢生态安全底线。5，立足国情与全球视野的关系：所有解决方案必须扎根中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国情、东中西部差异巨大的区域国情，同时积极吸收国际先进经验，参与并引领全球生态治理规则制定。

六、生态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机融合：强国富民的双轮驱动

生态与经济社会发展，从来不是对立的两端，而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生态是发展的基础，发展是生态的保障;生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承载力，经济社会发展为生态保护提供推动力。强国富民，需要生态与发展“双轮驱动”，让绿水青山源源不断地转化为金山银山，让经济社会发展在生态的滋养中更有质量、更可持续、更具韧性。要实现这种有机融合，必须突破传统思维定式，以创新的理念、制度、技术与模式，构建生态与发展相互促进、良性循环的新格局。

人类文明的演进史，始终伴随着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调整。自工业革命以来，以“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为特征的传统发展模式，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导致了严峻的生态危机，形成了“发展”与“保护”之间非此即彼的“两难困境”。对于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而言，如何避免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如何在资源环境紧约束下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成为一道必须解答的时代命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从根本上破除了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的思维窠臼，指明了“双赢”的可能性。然而，从理念上的“可能”到实践中的“可行”，亟需一套系统性的理论框架与可操作的融合路径。生态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机融合”，其核心在于“有机”二字。它并非简单的物理叠加或机械平衡，而是要求将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价值与功能，系统性、创造性地“编织”进经济社会运行的脉络之中，使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绿色成为普遍形态，最终形成生态保护与强国富民互为支撑、互相促进的“双轮驱动”新格局。本小节旨在深入探讨这一融合的内在机理、实践模式与战略进路。

一是理论基石：从“外部性矫正”到“内生性驱动”的范式革命。实现有机融合，首先需要进行一场深刻的发展范式革命。这要求我们从理论上完成从将生态视为需要被管控的“外部性”问题，到将其内化为发展核心驱动力与资本要素的根本性转变。1，“全域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融合的系统性框架。学者文传浩等人提出的“全域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概念，为理解这种融合提供了宏大的理论框架。该体系强调，不能孤立地看待某个产业或区域的绿色化，而应推动包括农业、工业、服务业在内的所有产业门类，在空间(全域)、结构、技术、组织等维度上，全面向生态化、低碳化、循环化、高值化转型。这意味着，未来的经济增长将主要来源于产业体系内部的绿色创新与生态价值挖掘，而非对自然资源的线性消耗。这一体系的目标，是构建一个如同自然生态系统般，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信息传递高效协同的现代化经济“生命共同体”。2，“生态资本”的内生化：融合的价值论基础。传统经济学将自然资源的消耗视为成本，而未充分核算生态系统所提供的调节气候、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等巨大服务价值。有机融合的基石，在于承认并量化“生态资本”，使其成为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并列的关键生产要素。正如北京市通过核算“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GEP-R)，使全市高达3731.8亿元的“绿水青山”家底得以显性化。当清洁的空气、优质的水源、丰富的碳汇能够被科学度量、市场交易并带来经济收益时，保护生态就从一项公益事业，转变为一项能够产生稳定回报的“投资”行为。这彻底改变了发展的价值核算体系。3，多尺度权衡与协同：融合的方法论指引。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研究揭示，在城市扩张等发展过程中，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在不同空间尺度上存在复杂的“权衡与协同”。例如，局部地区经济效益提升可能导致碳储存能力下降，但通过科学的国土空间规划与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完全可以在更大区域尺度上实现双赢。这启示我们，有机融合必须具备系统思维和精准策略，通过顶层设计引导资源配置，在动态中寻求整体最优解，而非局部静态平衡。

传统发展模式与有机融合双轮驱动模式的核心对比。为了更清晰地展现这一范式革命的内涵，以下将从核心理念、战略目标和实践重心三个维度进行对比分析：1，核心理念。传统发展模式：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生态是发展的“成本”或“约束”。有机融合双轮驱动模式：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生态是内生的“资本”与“动力”。2，战略目标。传统发展模式：追求单一、短期的GDP规模增长。有机融合双轮驱动模式：追求GEP与GDP协同增长的包容性、可持续财富积累。3，实践重心。传统发展模式：末端治理与分割式管控。有机融合双轮驱动模式：源头预防与系统性融合(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

二是融合路径：三位一体的实践创新体系。基于上述理论，生态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机融合，在实践中可以依托三条相互支撑、彼此强化的核心路径展开，形成“产业-价值-要素”三位一体的创新体系。1，产业融合路径：构建“全域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这是有机融合的主战场。其目标是推动所有产业活动遵循生态规律，形成绿色低碳循环的网络。(1)农业生态化与高值化：陕西省商洛市的实践展示了农业如何通过生态赋能实现价值倍增。通过发展“虾稻共生”、“鱼菜共生”等生态循环农业模式，并创建“柞水木耳”等区域公用品牌，当地农产品实现了3-5倍的溢价，直接带动农户增收。(2)工业绿色化与循环化：同样是商洛，通过将尾矿“变废为宝”，生产绿色建筑材料，实现了资源循环与产业升级的结合。这体现了将线性工业流程改造为闭环循环系统的方向。(3)服务业(文旅康养)的生态植入：良好的生态本身已成为最优质的旅游和康养资源。商洛市打造“中国康养之都”，2025年1-8月旅游收入超254亿元。北京门头沟区将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后转化为沉浸式生态小镇，预计收益达3500万元，是“绿水青山”直接变现的生动案例。2，价值实现路径：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这是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关键桥梁。其核心是破解生态产品“度量难、抵押难、交易难、变现难”。(1)科学核算与认证是前提：从北京的GEP-R核算，到商洛制定全国首个生态产品评价规范，再到呼伦贝尔核算出超7000亿元的生态产品总值，全国多地已建立起科学的生态“记账”体系。北京的“生态认证”让密云蜂蜜价格翻倍，证明了市场对可验证的生态价值的认可。(2)市场化交易与补偿是关键：元谋县完成全国首单光伏电站碳足迹自愿减排交易，企业购买碳汇中和自身排放，使农民获得直接收益。北京市创新性地建立了区与区之间的GEP-R“交换补偿”机制，让生态贡献大的区直接分享经济发展红利。商洛市探索林业碳汇、水权等多元交易，将生态权益变为真金白银。(3)金融赋能是放大器：商洛市开发“木耳贷”、“气候贷”，并探索以生态产品商标权、VEP(特定地域单元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结果为质押的绿色信贷，有效解决了生态产业发展的融资难题。3，要素配置路径：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这是驱动整个融合进程的基础性制度引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的意见》标志着这一改革进入国家顶层设计层面。(1)核心逻辑：树立“资源环境有价”理念，通过建立碳排放权、用水权、排污权、用能权等交易市场，让价格信号引导这些稀缺要素从低效领域流向高效、绿色领域，从而“向绿色低碳发展集聚，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

(2)深远意义：这意味着，一个企业的竞争力将不仅取决于其技术和管理效率，更取决于其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绩效。这将从市场机制底层，倒逼所有经济主体自发走上绿色转型之路。

三是理念创新：从“生态与发展二选一”到“生态就是发展”。长期以来，人们把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视为“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但世界发展潮流与中国实践已经证明：保护生态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1，古今中外的智慧启示。中国古代“桑基鱼塘”模式，是生态与经济融合的典范。塘养鱼、基种桑、桑养蚕、蚕沙喂鱼，形成闭环生态系统，实现了“一亩鱼塘十亩田”的效益。西方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指出：“21世纪影响人类的两件大事，一是美国的高科技革命，二是中国的绿色发展。”这说明绿色发展已成为全球共识。2，新时代中国的理念突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根本上打破了“发展与保护对立”的思维定式。浙江安吉余村从“卖石头”到“卖风景”，就是理念转变带来发展质变的典型案例。3，新理念引领新发展。未来中国要把生态理念全面融入发展规划、产业布局、城市建设、乡村振兴等各个方面，让生态成为发展的“导航仪”和“方向盘”。

四是制度创新：让生态与发展在制度框架内实现统一。制度是生态与发展融合的“操作系统”。只有建立科学的制度体系，才能让生态保护有法可依、发展方式有章可循。1，生态保护红线制度。中国划定了全球最大的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319万平方公里，占陆域面积33.2%，为发展划定了不可逾越的底线。2，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生态不仅要“保护得好”，还要“价值高”。浙江丽水在全国率先开展GEP核算，2023年GEP达8624亿元，是GDP的2.4倍，让生态产品真正“看得见价值、算得清收益、能转化为财富”。3，生态补偿制度。新安江流域建立全国首个跨省生态补偿机制，安徽保护水源，浙江给予补偿，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优良，实现“双赢”。未来要扩大补偿范围，让保护生态的地区不吃亏、能受益。4，绿色GDP与干部考核制度改革。将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倒逼地方政府从“唯GDP”转向“绿色发展”。

五是科技创新：用科技打通生态与发展的“最后一公里”。科技创新是生态与经济社会发展融合的关键驱动力。只有依靠科技，才能让生态保护更高效、发展方式更绿色、资源利用更节约。1，生态修复科技。中国科学家研发的“土壤微生物修复技术”，让内蒙古库布其沙漠植被覆盖率从不足5%提升到53%，被联合国称为“全球生态治理的典范”。2，绿色能源科技。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突破14亿千瓦，占全国发电总装机的51.9%，历史性超过化石能源。宁德时代、比亚迪等企业在电池技术上全球领先，推动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8年世界第一。

3，智慧生态监测系统。中国建成“天空地海”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实现对森林、河流、海洋、大气的实时监测。例如，黄河流域生态监测系统为流域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4，绿色制造技术。海尔智家建成全球领先的“零碳工厂”，通过光伏、储能、智能能源管理实现生产全流程碳中和。

六是产业融合：让绿色产业成为强国富民的新引擎。生态与发展的融合，最终要体现在产业上。绿色产业不仅是新的经济增长点，更是未来全球竞争的制高点。1，绿色农业。江西抚州发展绿色有机农业，“赣抚农品”带动20万农户年均增收1.8万元。云南普洱生态茶园建设让茶农收入提高30%以上。2，生态旅游。贵州荔波通过保护喀斯特地貌，发展生态旅游，全县旅游收入突破百亿元。浙江安吉余村从“卖石头”到“卖风景”，人均收入从不足万元增长到5万多元。

3，绿色制造。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绿色制造体系，5000多家绿色工厂、1000多家绿色园区。绿色制造让企业在降低能耗的同时提高效益。4，绿色金融。2023年底，中国绿色贷款余额达30.08万亿元，连续四年保持20%以上增长，为绿色产业提供了强大资金支持。

七是城乡融合：让生态成为城市与乡村共同的发展红利。生态与发展的融合，要体现在城乡建设的方方面面，让城市更宜居、乡村更美丽。1，城市生态化建设。深圳建设“山海连城”生态体系，让城市拥抱自然;杭州打造“湿地城市”，实现城市与湿地共生。2，乡村生态振兴。浙江“千万工程”让农村环境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被联合国评为“全球最佳减贫案例”之一。福建长汀从“水土流失重灾区”变成“绿水青山样板区”，带动农民增收致富。3，城乡要素双向流动。

通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让城市资本、技术、人才流向农村，让农村生态资源转化为城市消费需求，实现城乡共赢。

八是社会参与：让生态成为全民共同的事业。生态与发展的融合，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只有让每个人都成为生态保护的参与者、受益者、推动者，才能形成强大合力。1，绿色生活方式。垃圾分类在全国推行，北京、上海等城市居民参与率超过90%。共享单车、新能源汽车、绿色建筑等成为新时尚。2，生态教育。全国建成数千个自然教育基地，让孩子们在自然中学习生态知识。3，企业社会责任。越来越多的企业把绿色发展纳入战略，例如阿里巴巴、腾讯等企业都提出了碳中和目标。

九是全球合作：让中国绿色发展惠及世界。生态问题是全球性问题，中国的生态与发展融合之路，不仅服务自身，也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1，绿色“一带一路”。中国在沿线国家建设了大量清洁能源项目，例如巴基斯坦卡洛特水电站，每年减少碳排放约350万吨。2，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中国承诺“双碳”目标，展现大国担当。3，分享中国生态经验。库布其沙漠治理、三江源国家公园、浙江“千万工程”等经验被联合国推广到全球。

十是前沿探索与战略擘画：迈向融合新境界。当前，中国的生态与经济融合实践已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集成和范式创新的新阶段。面向未来，需要在以下四个维度持续深化，构建支撑强国富民伟业的坚实“双轮”。1，深化技术创新融合，锻造绿色新质生产力。技术是融合的硬核支撑。应大力培育如“菌草技术”般的原创性、普惠性绿色技术。林占熺团队发明的菌草技术，不仅能“以草代木”种植菌菇，解决“菌林矛盾”，更能用于生态治理，在黄河沿岸防风固沙，形成了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扶贫效益于一体的完整产业生态。未来，需在智能低碳技术、循环利用技术、生态修复技术等领域加大投入，让科技成为点“绿”成“金”的魔杖。2，深化空间规划融合，塑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国土格局。融合需要在空间上落地。景观设计大师俞孔坚倡导的“海绵城市”理念与实践，是将生态基础设施与城市发展深度融合的典范。在江西南昌鱼尾洲公园、重庆潼南大佛寺湿地公园等项目中，设计不仅没有对抗洪水，反而通过创造可淹没的梯田湿地和“岛屿”森林系统，“与洪水为友”，将城市滞洪区转化为兼具防洪、净化、生物栖息和休闲游憩功能的弹性空间。这启示我们，未来的城乡规划必须从“工程治水”转向“生态治水”，从“对抗自然”转向“顺应自然”，让城市和乡村真正成为生命共同体的一部分。3，深化制度体系融合，建立激励相容的长效机制。融合需要稳固的制度保障。这要求：(1)完善法治保障：推动将GEP核算、生态补偿等成熟经验上升为法律法规。(2)改革考核体系：探索建立以“GEP与GDP协同增长率”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评体系，如同北京一样，让“生态指挥棒”真正硬起来。(3)创新治理模式：推广“碳汇+司法”等创新机制，将生态损害赔偿落到实处。4，深化全球治理融合，贡献生态文明的中国方案。中国的有机融合探索具有世界意义。从菌草技术推广至全球107个国家和地区，到“海绵城市”理念在泰国、俄罗斯的国际实践，再到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气候与环境治理，中国正在为破解全球发展与环境困局提供宝贵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未来，应更系统地将“双轮驱动”的发展范式、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市场机制等成功经验进行国际化总结与推广，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

实现生态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机融合，核心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生态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器”，让经济社会发展成为生态保护的“支撑力”，实现强国与富民的协同推进。

一是构建“生态+产业”的融合发展模式。依托良好生态环境，发展生态友好型产业，实现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一是发展生态农业，推广绿色种植、养殖技术，减少化肥、农药、兽药的使用，生产绿色、有机农产品，打造“生态品牌”，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比如，江西婺源依托优质生态环境，发展有机茶产业，茶叶亩均产值比普通茶叶高出3倍以上，带动了农民增收。二是壮大生态工业，推动传统工业向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循环经济，实现资源“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比如，山东东营依托黄河三角洲生态优势，发展石油化工循环产业，实现了“原油—化工产品—废弃物回收—再利用”的闭环生产，资源利用率提高到95%以上。三是升级生态服务业，重点发展生态旅游、康养产业、绿色物流等，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生态需求。比如，贵州黔东南州依托苗族侗族文化和良好生态环境，发展乡村生态旅游，带动了100多万群众脱贫致富，实现了“生态美、百姓富”的统一。

二是完善“生态+民生”的普惠共享机制。让生态保护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是强国富民的本质要求。一是推进生态惠民工程，加强城乡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人居环境，让群众“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比如，北京通过建设城市森林公园、口袋公园，改善了城市生态环境，市民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16.5平方米，幸福感显著提升。二是扩大生态就业，设立生态护林员、河道保洁员、生态监测员等公益性岗位，让困难群众通过参与生态保护获得稳定收入。截至2023年底，全国已设立生态护林员等岗位近100万个，带动了300多万群众增收。三是强化生态公共服务，完善生态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保障群众的环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让群众成为生态保护的参与者、受益者、监督者。

三是打造“生态+创新”的动力提升引擎。以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双轮，驱动生态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一是强化科技创新支撑，研发推广绿色低碳技术、生态修复技术、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技术等，为融合发展提供技术保障。二是深化制度创新，完善生态产品市场化机制、生态补偿机制、绿色金融政策等，破除融合发展的制度障碍。比如，建立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等金融产品体系，为生态产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实施绿色税收政策，对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征收高额税收，对绿色企业给予税收优惠。三是鼓励模式创新，推广“生态+互联网”“生态+文旅”“生态+康养”等新业态、新模式，拓展生态价值实现路径。比如，浙江淳安依托千岛湖生态优势，打造“生态+数字经济”模式，发展智慧旅游、生态电商，带动了农产品销售和旅游产业升级。

四是构建“生态+全球”的开放合作格局。在全球化背景下，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融合需要国际合作与交流。一是参与全球生态治理，积极推动“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与沿线国家共建绿色基础设施、绿色产业、绿色金融，分享中国生态保护经验和技术，提升国际影响力。二是加强生态科技国际合作，与发达国家开展生态环保技术联合研发，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我国生态治理水平。三是推动生态产品国际贸易，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生态产品品牌，扩大绿色农产品、有机食品、生态旅游服务等出口，让中国生态优势转化为国际竞争优势。

生态与经济的融合，绝非简单的“生态+产业”，而应形成“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相互促进、盘旋上升的 “双螺旋结构”。路径一：生态产业化——将自然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1，发展生态农业与有机食品：打造具有高辨识度的区域公共品牌，如“武夷岩茶”、“五常大米”，其核心价值在于独特的生态环境。2，开发生态旅游与自然教育：在严格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利用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发展徒步、观鸟、研学等高端生态服务产品。

3，拓展碳汇与生态补偿交易：让森林、湿地、海洋的碳汇功能“明码标价”，进入市场，使守护者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激励。路径二：产业生态化——将经济活动嵌入自然循环。1，构建循环经济体系：在工业园区、城市群尺度推动企业间废物交换利用、能量梯级利用、水资源循环使用，实现“静脉产业”与“动脉产业”联动。2，推广绿色供应链管理：要求龙头企业对上下游供应商提出明确的环保标准，用市场力量带动全产业链绿色化。3，发展共享经济与服务经济：从“拥有产品”转向“购买服务”，如共享出行、衣物租赁、产品再制造，从根本上减少资源消耗与废物产生。

我们要努力迈向一种新的文明样态，生态问题，表象在环境，根子在发展方式和文明理念。中国的生态振兴之路，本质上是一场发展哲学的革命——从“人类中心”的独奏，转向“生命共同体”的交响;从追求增长的“线性经济”，转向尊重极限的“循环文明”;从依靠资源消耗的“褐色发展”，转向依托创新与和谐的“绿色发展”。这条路注定艰辛，但方向已然清晰：它通向的不仅是一个空气清新、山河秀丽的美丽中国，更是一个将生态优势内化为经济竞争力、民族凝聚力、全球领导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当亿万人民在日常中践行绿色生活，当企业在创新中追逐绿色利润，当政府在决策中恪守生态红线，一种新的文明样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便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并为人类可持续发展贡献不可替代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这，正是中国迈向未来的坚实一步，也是我们对子孙后代与这个星球最庄重的承诺。

生态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机融合，是一场深刻的发展观革命和现代化路径创新。它要求我们摒弃延续数百年的“攫取-排放”线性发展模式，转而拥抱一种全新的、模仿生态系统智慧和运行规律的“循环-再生”发展范式。这条道路以“全域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为骨架，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为血脉，以“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为心脏，通过技术创新、空间优化、制度保障和全球合作的协同推进，最终目标是让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点，让绿色财富的创造与共享成为共同富裕的着力点。这不仅是实现“美丽中国”宏伟蓝图的必由之路，更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为人类文明从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所进行的开创性探索。坚定不移地推动生态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轮驱动”，必将为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和人类地球家园的美好未来，注入强大而持久的绿色动力。

我们要努力让生态与发展同频共振，推动强国富民，生态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机融合，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强国富民的必由之路。当生态成为发展的动力，当发展成为生态的保障，中国就能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这条路，既符合中国国情，也顺应世界潮流;既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也能让人民在绿水青山中共享幸福生活。未来之中国，必将是一个生态优美、经济发达、人民富裕的现代化强国，一个让世界瞩目的美丽中国。

生态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富民之源。在强国富民的历史征程中，生态建设既是重要目标，也是关键路径。我国作为人口规模巨大的发展中国家，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生态发展新路，通过系统治理、创新驱动、全民参与，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面向未来，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坚守生态保护底线，深化改革创新，完善体制机制，就一定能打造出世界一流的生态环境，让生态成为强国富民的强大支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生态基础，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生态强国富民关键举措清单(供中央决策参考)

一、总体定位

以“世界一流生态”为目标，以“生态强国、生态富民”为主线，构建“保护优先、系统治理、创新驱动、全民参与”的中国特色生态发展体系，使生态成为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和富民增收的关键路径。

二、核心目标

1， 到2030年：全国PM2.5平均浓度稳定控制在25微克/立方米以下。地表水优良水体比例达到90%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森林蓄积量达到210亿立方米。全国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保持在陆域国土面积的30%以上。单位GDP能耗和碳排放较2020年分别下降20%和25%以上。

2，到2035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根本好转，建成“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核算体系全面建立并全国推广。绿色产业规模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之一。

三、关键举措(可直接纳入政策文件)

(一)构建“全域协同”的生态保护修复体系

1，实施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刚性管控”

红线内禁止一切破坏性开发，建立“卫星遥感+地面巡查+无人机”的全天候监管体系。对生态功能极重要区、极脆弱区实行“最严格保护”。

2，推进重大生态工程提质增效

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实行“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修复”。推广塞罕坝经验，建设一批“百万亩级”国家生态修复示范区。

3，建立全国统一的生态修复技术体系

建设国家生态修复大数据平台，利用AI进行生态问题识别和修复方案优化。

推广“生态+科技”模式，提高修复精准度和成活率。

(二)建立“价值可量化、交易可实现”的生态产品市场体系

1，全国推广生态产品价值核算(GEP)。建立统一的GEP核算标准，将GEP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推广宿迁宿豫“双轨核算”模式(经济价值+生态服务价值)。

2，扩大生态产权确权范围。推广再生水使用权、林权、水权、碳汇权等确权登记。建立全国统一的生态资源产权交易平台。

3. 完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推广“新安江模式”，在全国主要流域建立跨省横向补偿基金。对生态保护地区实行“生态积分制”，积分可兑换资金、项目或政策支持。

(三)打造“科技赋能”的绿色低碳发展体系

1，设立国家生态环保科技专项。重点攻关：污染治理、碳捕集利用(CCUS)、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卡脖子”技术。建立国家生态科技实验室体系。

2. 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钢铁、水泥、化工等行业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和循环化改造。建立“绿色制造评价体系”，对达标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

3，培育绿色新兴产业集群。重点发展：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装备、生态旅游、生态康养等。打造若干“国家级绿色产业示范基地”。

(四)构建“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的生态治理体系

1，完善生态法律法规体系。修订《环境保护法》《自然资源法》，加大对生态破坏行为的处罚力度。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实现“谁破坏、谁修复、谁赔偿”。

2，创新生态监管机制。建立“双随机、一公开”“信用监管”“智慧监管”三位一体监管体系。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对生态问题严重地区实行“一票否决”。

3，强化生态司法保障。扩大生态环境公益诉讼范围。设立跨区域生态环境法院，解决“流域性生态案件”审理难题。

(五)推动生态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

1，发展“生态+产业”模式。生态农业：推广绿色种植、有机农业，打造国家级生态农产品品牌。生态工业：发展循环经济、绿色制造。生态服务业：生态旅游、康养、绿色物流等。

2，推进“生态+民生”工程。建设城市森林公园、口袋公园、绿道系统，提升居民生活品质。设立生态护林员、河道保洁员等公益性岗位，带动低收入群体增收。

3，打造“生态+创新”体系。推动“生态+互联网”“生态+文旅”“生态+数字经济”等新业态。建设国家生态产品创新中心，孵化生态价值转化新模式。

(六)构建“全球引领”的生态国际合作体系

1，深度参与全球生态治理。推动“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建设。与发达国家开展生态科技联合研发。

2，扩大绿色产品国际贸易。打造中国生态农产品、有机食品、生态旅游服务等国际品牌。推动建立全球生态产品认证体系。

四、保障措施

1，资金保障。设立国家生态保护基金。扩大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规模。

2，人才保障。建立国家生态治理人才培养体系。引进国际顶尖生态科技人才。

3，考核保障。将生态指标纳入地方党政领导班子考核体系。建立生态保护成效“终身追责制”。

这份清单是对前面论文的高度浓缩，既保持了理论高度，又突出了政策可操作性，可直接作为中央领导决策参考材料使用。(未完待续)

2026年元月21日作于北京